公元280年，西晉滅吳，不僅結束了三國鼎立的局面，還統一了天下。但就是這樣一個大一統王朝，卻僅僅只存在了51年（不算東晉），便走向了覆滅，成為了歷史上名副其實的短命王朝。

西晉為何如此短命？或許從司馬家篡權那天開始，就已經為它的“短命”結局埋下了伏筆。司馬懿給曹魏打了大半輩子工，先后輔佐過曹操、曹丕和曹叡這三代帝王，身居高位。但是顯然，司馬懿的野心可遠遠不止于此，他不甘心僅僅只是位及人臣，他要的是整個曹魏政權。魏明帝曹叡，曾臨終托孤，將當時還年幼的曹芳，托付給司馬懿和曹爽，讓二人共同輔政。但是很顯然司馬懿為了權利，最終選擇發動高平陵之變，奪取政權。

可即便沒有曹爽的步步緊逼，高平陵之變也會發生，只不過曹爽的介入，讓司馬懿的政變來得更早了一些。司馬懿的此番背信棄義，無疑開了個“好頭”，打開了司馬家后人道德上的束縛，為他們一家進行篡權奪位奠定了基礎，同時也為司馬家族后來的統治埋下了隱患。

比司馬懿行為更惡劣的，當屬他兒子司馬昭。雖然親手刺殺曹髦的人是成濟，但成濟殺曹髦是受賈充指使，而賈充本就是司馬昭的心腹，所以司馬昭難辭其咎。據《漢晉春秋》記載，司馬昭在聽聞曹髦被殺后，當時便驚嚇得撲倒在地，并念叨著：“天下人該怎么議論我啊”可見司馬昭心里也很清楚，后果有多么嚴重，是冒天下之大不韙。

為平息眾怒，親手殺死曹髦的成濟雖被滅三族，但他只不過是替罪羊而已。而司馬家族的勢力卻再一次得到鞏固，但是卻成為了司馬家難以抹掉的政治污點。

也難怪司馬昭要感嘆一句“晉祚不長”，真真是神預言家。

在曹魏與西晉之前，從漢武帝時期開始，漢朝提倡的便是“罷黜百家，獨尊儒術”，這一政策也確立了儒家的正統與主導地位。其中，三綱五常是儒家倫理的基礎架構，也是封建禮教之下，所提倡的道德標準。而這一標準在漢朝的推行下，早已深入人心，是眾多士族的做人準則和道德信仰。

“君為臣綱，父為子綱，夫為妻綱”是為“三綱”。它要求為臣者需服從于君，為子者需服從于父，為妻者需服從于夫。同時也要求為君者，為父者，為夫者也理應做好表率。反映的是封建社會之下，君臣，父子，夫婦之間理應遵守的道德準則。

而“仁、義、禮、智、信”是為“五常”。強調的是君臣，父子，兄弟，夫妻，朋友之間的人交往關系和行為準則。

此外，孔夫子甚至還提出了“君使臣以禮，臣事君以忠”，君君臣臣等等倫理道德觀念。

正因為儒家所提倡的這種道德思想和秩序，有助于當時統治者，維護其統治地位，鞏固皇權，因此漢朝才會大力推行儒家思想，獨尊儒術。

說直白點，一個國家的社會秩序和規則應該是怎樣的？無非都是統治階層說了算。但是很顯然，在漢朝存在的四百年時間里，儒家所建立的社會到道德秩序和思想，早已深入人心，根深蒂固，很多飽讀詩書的士族，更是將儒家思想奉為自己的人生信仰。

而司馬懿的篡權奪位，背信棄義，與司馬昭的行為，都是違背君臣之禮，是“不忠”“不仁”“不義”的表現。不僅違反了儒家的道德秩序，也對皇權和儒家思想帶來了巨大沖擊，將人們的三觀和信仰震碎一地。所以后來司馬家也無法再將“忠”作為立國之本，而是選擇了“孝”，于是才有了后來的。

司馬家挑戰權威，摧毀信仰的種種惡劣行徑，也讓司馬家族付出了應有的代價：短命而亡。